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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紅樓夢論文范文參考:英語世界的《紅樓夢》研究

本論文主要針對英語世界《紅樓夢》研究中涉及成長、大觀園和女性話題的著述進行梳理,從這三個具体話題中總結英語世界《紅樓夢》研究的特點和發展脈絡.英語世界的《紅樓夢》研究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進入快速發展的新階段,研究成果數量開始增多,且更具系統化特征.本論文按時間順序梳理了涉及三個話題的研究成果,分析其共同的發展趨勢,發現英語世界《紅樓夢》研究對這三個話題的認識越來越深入,且積極應用西方文學理論和其他人文和社會科學理論及方法,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比較文學和跨學科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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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分為四章.第一章主要按照年代順序研究英語世界關于《紅樓夢》中成長話題的論述,分別考察了20世紀70、80、90年代和21世紀初涉及成長話題的《紅樓夢》研究.70年代英語世界的一些學者將賈寶玉作為西方文學中人生意義的探求者形象與哈姆雷特等西方小說人物進行比較,還有學者從西方文學中一種描述個人成長的敘事結構即帕西法爾尋找圣杯來分析寶玉的紅塵歷劫的意義.80年代涉及成長話題的論文主要從西方文學中常見的兩種文學類型——智慧文學和成長小說模式來分析《紅樓夢》.90年代有學者從兒童文學的角度探討《紅樓夢》的文學和社會價值,還有學者對小說中表現出的“不愿成長”情緒進行分析.21世紀初涉及成長話題的研究有對寶玉的紅塵心路的意象解讀,也有佛教啟悟角度對該小說的分析,還有從空間敘事理論來討論寶玉童年生活的不同空間對其言行的影響.通過對這些著述的分析發現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英語世界的學者對《紅樓夢》成長話題的研究呈現出理解逐步深入、研究方法和視角越來越豐富的趨勢.

第二章分析了20世紀60年代迄今英語世界《紅樓夢》研究中關于大觀園的討論.20世紀60年代英語世界的大觀園研究基本上沿襲了傳統的敘事研究和考證方法.從70年代開始,英語世界的漢學家積極地將西方文學理論,如結構主義、新批評、敘事學、新馬克思主義等應用于《紅樓夢》研究,在這種思路的關照下,大觀園的文學意蘊越來越豐富.2000年后,建筑美學、空間敘事理論、性別研究等理論的應用使得大觀園研究呈現出更加明顯的比較文學和跨學科特點.

第三章考察了英語世界《紅樓夢》研究中涉及女性話題的著述.20世紀60、70年代關于女性話題的研究成果較少,60年代的兩位華裔學者夏志清和榮之穎在討論紅樓女性人物時都借用了心理學的一些理論和方法,70年代浦安迪和那美愜的論著則直接表示應用了結構主義和比較文學的方法.從8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學者嘗試使用女性主義理論來討論《紅樓夢》中的女性人物.應用女性主義理論分析《紅樓夢》的一些論述能夠明顯地體現海外漢學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此外,也有學者從清代繪畫藝術、清代婦女史研究等角度來討論該小說中女性話題.

第四章集中討論了英語世界《紅樓夢》研究的特點、優勢和不足,并嘗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議.英語世界的《紅樓夢》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漢學、西方文學理論、中外關系、世界政治格局變化、西方學術傳統和規范等因素的影響.英語世界《紅樓夢》研究的特點主要表現為,比較文學的視野和跨學科特征,反思性和批判性.其不足主要體現在套用理論、過度闡釋、對中國文化和《紅樓夢》文本的誤讀、翻譯欠缺.鑒于以上問題和不足,中國國內的優秀研究成果有待于更多地翻譯成英文.此外,帶有詳細注釋的《紅樓夢》資料索引也會對英語世界的學者的研究工作起到積極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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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所使用的材料大多為國內學者尚未在著述中提及過的新材料,筆者翻譯了文中所引英文資料,這些資料多為首次翻譯成中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創新性和合理性.筆者選取了英語世界《紅樓夢》研究中的三個較有特色且成果豐富的話題,并按照年代進行梳理.此外,本文將英語世界的《紅樓夢》研究放入海外漢學和西方文學理論發展的語境中,并結合了國際政治和外交形勢以及英語世界的學術研究傳統等影響因素,發現了英語世界《紅樓夢》研究的一些鮮明的特點及成因,并對其不足之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議.

第二篇紅樓夢論文樣文:《紅樓夢》戲曲、曲藝、話劇研究

本文以由小說《紅樓夢》改編的戲曲、曲藝、話劇作品為研究對象,在全力搜集、閱讀相關作品的基礎上,通過對原著與改編作品的比較,重點探討了《紅樓夢》戲曲、曲藝、話劇的改編與時代變遷的關系、主題思想的變化、人物形象的嬗變、藝術手法的運用以及戲曲、曲藝名角對改編作品的演繹等.全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戲曲為主,第二部分以曲藝為主,第三部分以話劇為主,在各部分的論述中結合戲曲、曲藝、話劇的藝術特征展開論述,每一部分都對該藝術門類的《紅樓夢》改編作品做了較詳盡的概述.戲曲、曲藝部分,在按照時間分期的基礎上,以劇種、曲種為序,對不同種類的《紅樓夢》改編作品做了分類述評,并在一粟的《紅樓夢書錄》和胡文彬《紅樓夢敘錄》的基礎上,補充、增添了一些作品,糾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紅樓夢》戲曲所論述的內容包括概述、戲曲改編與時代的關系、人物形象的嬗變及戲曲名角與“紅樓戲”.“概述”中述評了清代乾隆五十七年至新世紀期間,傳奇、雜劇、昆劇、京劇、桂劇、粵劇、越劇、秦腔、評劇、閩劇、川劇、潮劇、吉劇、龍江劇、淮劇、上海灘簧、曲劇、錫劇、豫劇、湘劇、黃梅戲、紹劇等二十多個劇種的《紅樓夢》作品,兼述其演出情況.《紅樓夢》戲曲改編與時代的關系中重點闡述《紅樓夢》戲曲劇目受到傳統倫理、社會改良、意識形態、戲曲發展、民間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呈現出不同的文化特征.《紅樓夢》戲曲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清代“紅樓戲”在對寶玉和黛玉形象的塑造上,既尊重原著,也有刻意的修飾、修正和無意的誤讀.其目的是使人物符合傳統倫理的要求.民國時期寶黛釵的形象既有突破也有缺憾,突破在于強化了寶黛彼此牽掛、體貼之情.缺憾在于:(1)為了表現黛玉性情和順、審慎知理的一面而有損其特立獨行、孤高清標的個性,(2)對寶玉形象作了庸俗化的處理,融入了浪蕩公子的品性.“十七年”期間的“紅樓”人物形象在階級斗爭主題的支配下,剛硬有余,圓潤缺失,以晴雯的劍拔弩張、襲人的陰狠惡毒為代表.新時期“紅樓戲”中的人物呈現出“小人物唱大戲”的特征,劉姥姥、焦大、嬌杏、妙玉等人物成為主角,或傳達人間溫情,或反思歷史,或批判官場,或揭示人性,多以原著為基礎,展示其復雜性.并讓人物形象承擔著一定的社會教化功能,對王熙鳳、寶釵、賈雨村等人物表現出包容的態度,甚至回避小說中寶釵等人物的品質缺陷,使其具有近乎完美的人格.戲曲名角參加改編并演出紅樓戲,不僅使紅樓的故事得到廣泛的傳播,還使得《紅樓夢》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更加動人.《紅樓夢》曲藝所論述的內容包括概述、曲藝改編與文人及城市傳媒之間的關系、《紅樓夢》曲藝的敘事特征、《紅樓夢》曲藝的人物及《露淚緣》的成就等.概述以曲種為序,述評了評書、子弟書、彈詞、廣東木魚書、南音、彈詞開篇、鼓詞、河南大調曲子、河南墜子、福州評話、岔曲、單弦、蘭州鼓子、飏歌、廣西文場、馬頭調、嶺兒調、揚州清曲、四川清音、西府曲子、湖南絲弦、粵曲、龍舟曲、山東琴書、四川揚琴、恩施揚琴、蓮花落、相聲、山東平調、四川竹琴及蒙古族的烏力格爾、達斡爾族的烏春等三十多個曲種所改編的《紅樓夢》曲目.《紅樓夢》曲藝在清末至民國時期曲藝大繁榮的背景下,在韓小窗、馬如飛等有較高文學素養的文人與藝人的參與創作下,取得了較高的成就.城市書坊業、唱片公司、廣播電臺等新舊傳媒及曲藝名角的表演,對《紅樓夢》曲藝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紅樓夢》曲藝的敘事特征主要表現在“詩性敘事與書場敘事的結合”與“故事情節的鋪陳與濃縮”兩個方面.《紅樓夢》曲藝的人物塑造別有特色,重點描摹了黛玉、寶玉、晴雯等主要人物,同時多視角地塑造了其它紅樓人物.黛玉形象的塑造集中摹寫她的愁情,對寶玉形象的塑造則圍繞其癡情展開,在不同曲段中反復皴染、描摹這些特征.不足的是,二人形象在曲藝作品中多有世俗化的描寫,如寶黛攻讀“四書五經”,追求科舉功名的情節等.《露淚緣》是《紅樓夢》曲藝中成就最高的作品,被許多曲種移植、借鑒,該章重點分析其藝術成就.該作情節編排依托原著后四十回,卻能巧妙交待前八十回的故事情節,使全篇邏輯清晰、合乎情理.人物塑造注重延續前八十回人物性格,又有獨特的創造.藝術手法多樣,通過用典故、穿插方言俗語、采用對比手法等,使《紅樓夢》的詩意與書場的俚俗相融合.《紅樓夢》話劇所論述的內容包括概述、主題的新變、藝術手法的新奇及趙清閣《紅樓夢》話劇分析等.概述中述評了民國及建國后《紅樓夢》話劇的改編與演出.《紅樓夢》話劇的主題不同于戲曲、曲藝,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可歸納為家庭倫理、女性婚戀、時事政治與民眾苦難、以象征手法揭示民族性格的劣根性、人生反思與當代眾生亂相的揭示等五個方面.《紅樓夢》話劇的藝術手法以新奇的面貌而引人關注,無論是民國時期的作品還是新世紀的“先鋒”話劇,都以表達方式獨特或另類而與戲曲、曲藝形成對比.趙清閣是創作《紅樓夢》話劇數量最多、質量較高的作家,其作品呈現出以下特點:忠實于原著的改編原則、重視舞臺效果的改編技巧、改編者思想的適度表達.《紅樓夢》原著的經典性為戲曲、曲藝、話劇的改編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縱觀《紅樓夢》二百多年的改編歷程,家族倫理、女性婚戀、赤子人格及對社會弊病的揭示是改編者關注的主要內容,而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則貫穿了《紅樓夢》的改編史.《紅樓夢》改編成戲曲、曲藝、話劇等藝術形式,既擴大了原著的影響,也豐富和滋潤了這些藝術形式.

第三篇紅樓夢論文范文模板: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

《紅樓夢》在英語世界中的譯介史可追溯到1830年德庇時發表于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的長文《漢文詩解》,至今經歷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歷程,本文首次嘗試對這一歷史進行全面而詳盡的系統研究.為了對極為龐雜的《紅樓夢》英文譯介行為進行準確的定義,我們引入了“改寫”這一概念,將“譯”與“介”統一到“跨文化改寫”這一框架之中,以揭示譯介行為的實質.在具体研究過程中,我們分別對翻譯史和翻譯以外的評介歷程進行描述,發現兩者的不同發展脈絡,并從不同角度探討兩者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在此基礎上,我們對“譯”、“介”互動所形成的各種張力作用進行了總結,描繪出《紅樓夢》在這些張力作用之下所呈現的作品形象,并對《紅樓夢》在英美語境下的世界文學體系中所處的地位進行了探討.最后,我們對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行為方式提出了一些啟發性意見.

第一章是《紅樓夢》英文翻譯史研究.《紅樓夢》的英譯歷程可以分為三個歷史階段——1830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50年代末,20世紀60年代至今.19世紀的四種片段譯本均由英國在華外交官員完成,特殊的出版發行方式以及奇異的“行間翻譯”傾向都體現出譯者的實用主義翻譯目的,并說明了在華殖民圈將《紅樓夢》作為語言學習材料和晚近中國流行作品的特殊接受方式.20世紀初到50年代末的四種節譯本均由美國本土的暢銷書出版社首先出版,譯者以不同方式簡化原文語言內容,并采取種種手段以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譯本呈現出鮮明的市場化特點.本階段的譯本在專業讀者中遭到冷遇,但在普通讀者中的影響力卻超過了其它時期的譯本.20世紀60年代至今,英國出版了一種全譯本,中國對外出版機構出版了一種全譯本和一種節譯本.由于相關學術機構的激增和市場需求的劇減,英語世界的《紅樓夢》英譯體現出學術性轉向的特點:譯本由專業讀者的需求所催生,出版商請權威專業人士擔任譯者,譯本自身含有很重的學術分量,同時,譯本的翻譯出版行為體現出經典化的追求與嘗試.譯本受到了專業讀者群的廣泛認同,但在普通讀者中的影響力卻不及前一階段的譯本.綜上所述,《紅樓夢》英譯史呈現出“實用主義翻譯——市場化翻譯——學術化翻譯”的發展脈絡,專業學術研究對翻譯行為的影響由弱漸強,譯本的實用性和普及性則日漸降低,與普通讀者群日漸疏離.同時,以本章研究成果為基礎,可以發現目前國內《紅樓夢》英譯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偏差.

第二章是《紅樓夢》英文評介史研究.《紅樓夢》的英文評介包括報章雜志、譯本序跋、中國文學及世界文學選集、文學史、教材、教學參考書、學位論文、期刊論文、專著、百科全書等等對《紅樓夢》的介紹、評論和研究.以20世紀60年代為轉折點,《紅樓夢》英文評介史分可為兩個階段:評介方式多樣化時期和評介方式高度學術化時期.在評介方式多樣化時期,在華殖民圈的《紅樓夢》英文評介文章的關注點從原作語言逐漸轉向了情節內容,這印證了前一章的發現,即英語世界對《紅樓夢》的接受定位逐漸從語言材料轉向了文學作品;英美本土與普通讀者相關的《紅樓夢》英文評介始于20世紀初,至20世紀50年代末達到頂點也開始凋零,這也間接印證了前一章所指出的英美本土對中國古典文學譯本的市場需求的興起和消退;早期的學術性《紅樓夢》英文評介則體現出日漸專精和細化的過程.在評介方式高度學術化時期,西方文藝理論觀照下的文本細讀成為《紅樓夢》評介文章的绝对主流,而各類西方現代批評理論,尤其是女性主義批評的解讀,又構成了其中主體,這與其它同類作品的英文解讀形成了一定區別;中國和亞洲文學史、文學選集、文學概論對《紅樓夢》不約而同地給予了同類作品中的最高評價,在此基礎上,世界文學選集于2004年收入了《紅樓夢》,將其作為亞洲文學的極少數代表之一進行了討論;文學研究以外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研究也時時將《紅樓夢》所描述的現象當作研究素材進行討論,在英語世界的區域研究者眼中,《紅樓夢》在同類作品中最能代表中國形象.

第三章是前兩章研究內容的總結和提煉.目前,《紅樓夢》在英語世界中的譯介對作品形象的塑造可以總結為兩方面的趨勢:首先是一般性文學閱讀與研究中的“非經典化”趨勢;其次是區域性研究和通識層面的“經典化”趨勢.在不同張力的共同作用下,作為文學商品、世界文學作品以及學術研究對象的《紅樓夢》經歷了復雜的演變過程,在英語世界中呈現出特殊的“邊緣經典”形象.與此同時,英美語境中“世界文學經典”概念體系自身也經歷了不斷演變的過程.大衛·,達姆洛什認為,英美語境中的“世界文學經典”新體系具有三個層面:超經典、對等經典以及影子經典.英語世界中的《紅樓夢》譯本片段被收入了世界文學名著選集,在通識層面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在讀者的實際閱讀和一般性文學研究的討論中卻遭到冷遇,這些“邊緣經典”的特點都符合達姆洛什提出的“對等經典”的特征.

本研究以翔實的一手資料為基礎,首次對《紅樓夢》在英語世界中的譯介歷程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并嘗試對這部中國文學名著在英美語境中的作品形象和作品定位進行了探討.同時,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所揭示的一些現象對于由國內機構發起的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行為方式也不無啟發性意義.

第四篇紅樓夢論文范例:《紅樓夢》與《源氏物語》時空敘事比較研究

空間和時間表示的都是事物間的位置關系,時間用以描述動作或事件發生的先后次序,空間用以描述物體的位形.《紅樓夢》與《源氏物語》同屬傳統的情節小說,都遵循時間的自然持續和與情節要求相對應的空間轉換,按主人公的先后經歷,來安排情節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兩部小說缺乏現當代小說時空交錯的敘事特點,但都不乏相對同時代小說來說先時的敘事技巧.研究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一、線性時間敘事技巧對比研究.“在現實世界里,即使恰好在同一時間里發生了兩件事,用語言表現它們時,也就必須采取先說其中一件事,然后再說另一件事的形式;或者部分交替著說兩件事.總之都需要變成線性形式.”《紅樓夢》與《源氏物語》都繼承發揚《春秋》與《史記》兩種文學體裁的線性時間敘事特征,將朝代紀年、世代時間與人物年紀三者有機結合,體現出東亞古典小說典型的線性時間敘事特征.《源氏物語》線性時間敘事是直線的單一綿延,不枝不蔓,“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紅樓夢》時間敘事技巧向現代小說靠攏,但不能因其局部對時間的切割、打碎和穿插,否定其主體敘事時間的連貫性.《紅樓夢》敘事時間技巧不及《源氏物語》明確,但所言之事如絲以待,絲于絡成之后,方知作繭之精,與《源氏物語》略顯板滯的時間敘事技巧比較,《紅樓夢》時間敘事技巧更為靈活多變,是清朝小說時間敘事藝術迅猛發展的標識.實際上《紅樓夢》中不可回溯的主干時間流對文本進行著整體有效的操控.

二、時間情態化敘事技巧比較研究.“日月忽其不掩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中國人傳統思維中,時間不僅是一種客觀的物理現象,時間流變與心理感受密切相連.季節交替變換推動事態演變,是提供《紅樓夢》和《源氏物語》情節展開的必備條件.兩部小說將事態變遷與自然季節變化緊密結合,使得景物描寫與人物情感的矛盾糾葛描寫有機融合.在時間情態化的文本詮釋過程中,中日兩位作者均擅長“喻情于景,借景抒情”,敘事表現藝術中形象先于邏輯,感性強于思辨.《紅樓夢》以情節的跌宕吸引讀者,季節的變化輔助情節的發展,向現代小說敘事手法靠近.《源氏物語》注重通過季節變化來抒發個人感情,注重小說敘寫的“散文式抒情特色”.《紅樓夢》與《源氏物語》兩書中“一切景語皆情語”,“抒”與“敘”緊密結合.同時,兩書均采用既能抒發“意”,又不被“意”所束縛的靈活多變的譬喻性話語體系.中日古典小說的抒情敘事特質恰好與西方古典小說注重情節的敘事傳統形成鮮明對比.

三、地志空間敘事技巧比較研究.時間是流動、變化的,暗含新生與幻滅之意,空間是靜止、平穩的,在靜止的某一時刻凝注文本.兩部小說中故事發生的地志空間,即人物的外部環境是相對封閉的,這些“深宮帳緯”的場所一般人不可企及,都是發生在一小塊區域內,由一小群身份頗高人的人引領,發生在“院子里”的故事,是一方水土的縮影,都具備地方志的特征.“文筆園林”是兩書有別于其他典籍作品的重要敘事特征,“文筆園林”因人/事設景、因景設置植被,以不同的植物烘托人物的性情、渲染氣氛.紫式部與曹雪芹旨在作品構筑的虛構世界中逃避現實、逃避紛爭,在曲徑通幽的還鄉之路上品嘗人生的甘美,構建了一處詩意的棲居地、理想的烏托邦.兩部作品在花園意象的描寫上均體現出求真、求善、求美.另一方面,日本古園林是中國古園林建筑的分支,中國人文因素自古以來對園林影響大,講究園林藝術中的立意,飽含倫理教義.日本園林的趣旨在于通過事物外部,冥思事物內在,重視心與心的人天對話,講究的是悟性.兩書不同地志空間特征,反映出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基于中日兩國彼鄰而居,文化淵源流傳,兩國文化有若干相似與迥異.反映在文本當中,就是各自既具備獨特的民族風情,又能相互得以共識處.

四、文本空間結構敘事藝術比較研究.該部分研究,一是對兩書的文本敘事結構進行對比研究,二是對兩書的文類模型進行對比研究.《紅樓夢》的敘事主線爭議繁多,切入視角及賞析角度的差異造成各式審美取值及其價值認同.《紅樓夢》分為“家運”、“神瑛與絳珠草戀情”、“寶玉運程”三條主軸,第三條敘事主軸(“寶玉運程”)有力地將前兩條敘事主軸扭合.《源氏物語》以“冷泉帝構想系統”、“明石姬構想系統”、“女三宮構想系統”、“紫上構想系統”為敘事主軸,前三條主軸為先后承接關系,第四條主軸(“紫上構想系統”)一直與前三條主軸相互纏繞,齊頭并進.通過兩部小說敘事主軸的比較研究可以看出兩書特質結構驚人相似,一是,兩書主體構架簡單明了,基本都為平鋪直敘型,事態的發展循序漸進.文本敘事主梁由幾股主軸構成,其中一條主軸又貫穿于其他幾條主軸當中,將其他幾條主軸緊密扭合,敘事主梁呈麻繩狀.二是,在這些連綿不間斷的主體構架當中,又有若干條敘事暗線埋伏其間.兩書中這些大大小小的敘事系統互為參照、明暗相間、緊密結合、同步共進,在交錯展開的過程中搭建有機的敘事空間.兩書都是在時空交錯的網狀結構中定型,最后都達到了“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敘事效果.該部分還將對古典小說敘事的各種文類模型進行比較研究,例如:預敘式總綱、情史與戀愛模式、神諭與預言、皇權、神話與傳奇、夢境.

第五篇紅樓夢論文范文格式:《紅樓夢》概念隱喻的英譯研究

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認知科學的發展與推動,隱喻研究更多地從修辭學視角轉向了認知語言學的探討.這種認知轉向不僅使隱喻研究迅速成長為一門顯學,也使隱喻翻譯研究成為隱喻應用研究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課題.

由于隱喻修辭觀的影響,翻譯研究領域過去一直把隱喻單純作為語言現象來處理,局限于形式與語義等語言層面的細讀比較,很少觸及隱喻翻譯策略的取舍依據、翻譯中的語境要素及其制約作用、翻譯結果是等值還是差額等深層問題,這樣的研究結論顯得片面而缺乏說服力,所謂優劣得失也難以自圓其說.隨著隱喻研究的認知轉向,我們從認知語言學的概念隱喻理論和語言的認知觀中充分認識了概念隱喻和隱喻表達之間的本質關系,隱喻翻譯的研究方法和觀念也隨之改變.

本文嘗試應用概念隱喻理論,通過定性與定量分析、實證調查與理論詮釋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以《紅樓夢》兩個英語全譯本(限于前80回)為語料,全面、系統地考察了文本六大隱喻系統的翻譯基礎、策略取舍、語境要素和評價依據,比較深入地論述了語境對策略的深層影響;明確提出并充分論證了翻譯的差額觀,突破了翻譯“等值論”的局限性,并結合漢語傳統翻譯理論中的“似”和“幅度”標準,以及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以翻譯策略為基本評價依據,初步建立起隱喻翻譯的模糊評價模式;從《紅樓夢》這一典型文學文本的英譯研究入手,明確提出并闡發了文學語境的觀念,并充分論證了文學語境、上下文語境在隱喻翻譯中的地位和作用,超越了以往對文化語境的籠統、泛化的討論;通過實證調查,總結出“情節”補償策略和“上下文”補償策略.

第一章導論首先概述了《紅樓夢》英譯的研究現狀,指出該領域存在的問題.綜合評述隱喻研究的轉向及其對隱喻翻譯研究的影響,特別指出對《紅樓夢》隱喻翻譯研究的重要啟示,說明本文研究的迫切性和現實意義;其次,對“概念隱喻”定義、“映射”機制及其系統性加以解說,概括出《紅樓夢》六大隱喻系統,闡明本文研究理路;再次,確立論點,著重闡述了隱喻翻譯的體驗觀、語境要素、翻譯策略,以及翻譯的差額觀,并初步建立了模糊評價模式.

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別進行六大隱喻系統的英譯研究.第二章從五個“紅”色隱喻的翻譯實例,闡明文化認知體驗差異對“紅”色隱喻翻譯的潛在影響;說明文化語境是霍譯文選擇歸化策略的內在原因,并最終導致較高差額翻譯.第三章分析霍譯文的人名翻譯實例,論證人名隱喻與文學語境的依存關系,闡明人名隱喻翻譯中普遍的文化語境和特定的文學語境;著重分析奴仆群體人名、諧音人名、人物美謚的意譯之“得”和音譯之“失”,說明文學語境對人名隱喻的翻譯有著更為顯著的影響;同時從霍譯文的人物美謚翻譯中總結了“情節”補償策略;以“紫鵑”和“霍啟”的英譯為例,說明以上兩種語境發生沖突時應加注補償的觀點;通過差額分析,說明音譯導致高差額,意譯有助于實現低差額.第四章對比分析霍、楊譯文,探討不同譯者的情境體驗差異對“冷笑”隱喻翻譯的影響;然后對比分析八位主要人物的“冷笑道”譯文,說明上下文語境對“冷笑”隱喻翻譯的廣泛制約,并總結了兩譯文的“上下文”補償策略;通過差額分析,說明上下文語境從根本上導致了“冷笑”隱喻的差額翻譯.另外,歸納了“冷笑”隱喻翻譯中12種新的拓展意義.第五章對比分析霍、楊譯文,探討譯者的文化、情感心理體驗差異對愛情隱喻意象的轉換以及差額翻譯的潛在影響,說明文化語境與文學語境共同制約著“水”、“月”、“窗”愛情隱喻的翻譯策略及翻譯結果.第六章分析霍譯文,探討“上-下”空間方位的文化認知體驗差異對“上-下”空間隱喻翻譯的深層影響,闡明“優先概念化”是“上-下”空間隱喻移植到英語的根本條件;通過對七個“上-下”空間隱喻的差額分析,說明意譯導致了較高差額.第七章首先在詩歌隱喻視角下,論述了詩歌主題即概念隱喻的觀點;其次通過對“詠菊”、“螃蟹詠”、“好了歌”三首詩歌的兩譯文對比分析,說明異化策略有利于傳達主題思想,減少翻譯差額.

結語部分簡要總結各章研究結論:隱喻翻譯主要以譯者的文化認知體驗為基礎;文化語境、文學語境和上下文語境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隱喻翻譯,具体表現為策略取舍的依據;體驗差異和語境制約是策略取舍的內在根據,并從根本上導致了隱喻的差額翻譯.之后以本文為起點,對今后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進行展望.

本文研究是對概念隱喻理論的科學性與可操作性的檢驗,并為隱喻翻譯的認知研究摸索出一條可行路徑,將“紅樓譯學”研究引入了一個嶄新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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